浙江苍南道教音乐
发布时间:2013年11月10日 浏览量:1346次
苍南(含平阳)道教,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相传著名道士葛洪(285—364年,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省)人,于东晋咸和年间(326—334)曾修炼于平阳之东山,留有丹灶遗迹。
作者:薛成火
苍南(含平阳)道教,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相传著名道士葛洪(285—364年,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省)人,于东晋咸和年间(326—334)曾修炼于平阳之东山,留有丹灶遗迹。至民国三十二年,平阳道教协会有会员4223人,宫观31处。至此,道教科仪及音乐也形成了富有本地特色和风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道教活动渐见衰微,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宫观被毁,道士还俗,道教活动几近绝迹。1979年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落实,道教恢复活动,修旧观,建新宫,诵经拜忏日渐频繁,入教人员迅猛增多。至今,苍南一县(不含平阳)就有道观(指登记在册的)140多处,全真道士(包括云游在外的)516(乾道301,坤道215)人,正一道士627(不含未受籙)人。
浙南的正一道,有道士、褫公(俗称师公)、红师三个分支,于明代自吴越和闽南传入,正一道士源于吴越,而褫公和红师源于闽南,但都受于江西龙虎山天师府,故其道场科仪音乐亦源于龙虎山。但由于所处的地域不同,方言多异,同时与当地民间音乐的长期渗透、融合,遂别具一格,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出现“同词异曲”和“词同音异”的情况,甚至同一斋醮仪式,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科仪程序和科仪音乐。如,同是拔亡超度道场,正一道士的程序是:发符、净坛、进表、请圣、破地狱(女人则破血湖)、发榜、放赦、献供、拜忏、贡王、奏章、燃灯、游天堂、祭榜、焰口、谢佛、送神等;念白用温州话或金乡城里话,唱腔用“普通变”(类似瓯剧腔)。在音乐处理上,除“颂”、“赞”、“经”、“忏”保持正一的传统曲牌外,加入了相当部分的戏曲音乐和民间音乐,如[流水]、[二凡]、[反二凡]等;开场和间奏,换场音乐,用[四个指]、[六字]或[人过场]等。而其他地方的(师公)程序是:起鼓、发奏、启无常、宣经、分灯、敕坛、颁赦、燃灯、朝参和送圣等。平阳和苍南语系较杂,有温州话、金乡话、蛮话、闽南话、畲语五种方言,但正一(闽)派(指褫公、红师)的念白语言一律要用闽南语,非此不行,但唱腔语言并无绝对要求,如戏曲就用普通话。在音乐处理上,除宣经、请神、朝参等场保留正一传统道曲外,其他各场也与正一道士一样,纳入较多的瓯剧音乐[二凡]、[乱弹(流水)]、[反乱弹]、[瓯滩(滩簧)]、[时调]和民间小调[马灯调]、[和尚采花]等,甚至还用上了京剧的[二黄]、[西皮]。换场音乐用瓯剧“小过场”或“万年欢”,每场结束时奏民间吹打曲牌的[过场]或瓯剧[尾声]。浙南正一道,一般只习经忏科仪,不沾“文堂”乐器,是以每逢斋醮,必须请当地民间吹打班乐手一至二人担任伴奏,打击乐器则由道士兼司。在演唱形式上,大致相同,有独唱,对唱、齐唱和一领众和。演唱风格:“道士”,做唱较文雅,细乐较多,求幽静,求细腻;而“褫公”善文场武唱,粗乐较多,求热烈,求奔放,甚至边歌边舞,博采于众;“红师”,重武场,唱腔极少,形式粗俗。
科仪中的乐曲“老八板”、“文词”以及“拜表曲”等,亦为外地区众多道观所常用。但浙南全真道乐长期受地方音乐的影响,并顾及当地民俗和欣赏习惯,也在不断吸收民间养料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逐渐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地方韵”,如平阳东岳观在《铁罐焰口》中的四段“叹文”,又如五首“二十四类”都是民间小调。在其他法事《发奏》、《开五方》、《进表》、《午朝》、《午供》等场中,都基本上不是“地方韵”,而是唱[二汉]、[正、反乱弹]、[滩簧]等地方戏内和[马灯调]、[梨膏糖]等民间小调。浙南全真道在早晚日诵功课演唱中,只用“细乐”伴奏,乐器有笛子、板胡、二胡、三弦等,打击乐器也只用法器木鱼、罄和小镲;而建醮道场忏事中则加入了大小唢呐和堂鼓、小锣、大锣、小钹、大钹等。东岳观的日诵功课和《铁罐焰口》科仪79支曲子,由黄信阳(苍南钱库人)道士等带往北京,经玉溪道人闵智亭指导,已经成为规范的全真韵斋醮科仪道乐,并录音制谱,传播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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