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养生思想的特点与方法

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对社会各个方面，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它与道家、儒家及佛教一起，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道教的养生思想对我国传统养生术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拟就对我国道教养生思想的特点和主要方法进行探讨，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发扬我国传统文化和丰富传统养生术做点有益的工作。

（一）

道教的养生理论极为丰富，养生的形式和方法繁多，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其基本理论主要是建立在我国古代养生观和道教哲学的基础上的。归纳起来，道教养生思想主要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道教的养生思想体现了形神合一的生命观。

所谓形神合一，也叫做“形神相因”，就是指形体与精神的结合，也可以说是形态与机能的统一。形是人体的一切组织器官，神即人的精神意识活动。道教养生家历来认为，形与神是有机统一的，神不能脱离形体而存在，它与人有生俱来，亦与死俱灭。例如，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的《太平经》就指出:“人有一身，与精神常合并也……常合则吉，去则凶”。认为形神“常合即为一，可以长存也”。晋代著名道教养生家葛洪明确指出:“形须神而立焉”，“形者神之宅也”，“形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1]。他认为生命是形神的统一体，形体与精神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

道教形神合一的生命观，与其他宗教的生命观大相径庭。譬如，佛教认为，人体的形体与精神是可以分离的，灵魂是可以离开躯体而存在乃至永生的，而躯体只不过是束缚灵魂的“臭皮囊”，根本不值得顾视的，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超度灵魂，脱“壳”升入天堂。

由于道教的养生思想强调形神合一的生命观，因此，他们在修炼过程中，既重视精神的修养，也重视形体的锻炼，并竭力将精神修养与形体锻炼密切的结合起来。“形与神俱”飞升成仙是道教始终追求的最高境界。

第二、道教的养生思想充满着乐生恶死的人生观。

多数宗教认为，人生是充满痛苦的，人活在世上是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因而都把美好的愿望寄托于来世或天国。然而道教的人生观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人能生活在世上是最大的幸福，死亡才是最痛苦的。因此，道教的教义以生为乐，乐生恶死，鼓励人们积极修炼，至少要争取享其天年，最高理想是“长生不死”。在道教产生的初期，就十分强调乐生、重生、贵生。在《老子想尔注》中还把老子《道德经》中的“天大、地大、王亦大”改为“天大、地大、生大”，认为“生”要比“王”更为重要。《道藏》的首部经典《无始无量度生上妙经》中亦强调“仙道贵生”。而《太平经》在这方面则予以反复的阐明。指出:“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壹生，不得重生也”，告诫人们必须十分珍惜自己的生命，同时强调指出:“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是曹之事，要当重生，生为第一”，认为人能活在世上比什么都重要。

由于道教始终坚持乐生恶死，以生为乐的人生观，因此把长寿长生作为自己的教义，非常重视养生之道。

第三，道教的养生思想贯穿着宇宙论和整体养生观。

被尊誉为道教教主的老子，他在《道德经》中就率先提出了宇宙论，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由最初无形无质的“道”生出真元一气，真元一气分生为阴阳两个对立体，阴阳交合成一物，此物又化生芸芸万物，此为造化之道。同时，老子在《道德经》中还提出“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的观点。老子这个观点，后来被道教内丹炼养家解释为，顺则为造化之道，逆则为长生之道。所谓逆就是逆造化之道，力图使万物合而为三(精、气、神)，三复合为二(气、神)，二复归于一（神），一乃归于道，这就叫做“归根”、“复命”。返朴归真，可得永生。

道教还朴素地将人的身体比作一个小宇宙，并且与自然界的大宇宙联系起来，贯穿于养生的过程中去。道教认为，人们在养生过程中，不仅要调谐人体“小宇宙”的运行，而且还要调谐“小宇宙”与“大宇宙”的运转。

根据这种养生观点，道教又派生了许多顺应自然的养生方法。他们在注重整体养生的同时，还提出日、月、星为天之三宝，精、气、神为人之三宝的观点，强调精、气、神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作用，以及精、气、神在养生中的重要意义，主张在养生过程中要时时顾护人体的精、气、神“三宝”，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健身强体，延年益寿的目的。

根据这种观点，祖国医学也把人体看成是一个以脏腑为核心，以经络为纽带的相互关系的整体。同时，祖国医学还提出“天人相应”的养生学说，认为人与自然界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黄帝内经·素问》中就指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认为自然界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寒暑燥湿的气候，直接影响着人的生长发育与健康。同时，《黄帝内经·灵枢》中还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明确地指出自然界是生命的源泉，人体的生理、病理、生长、发育、衰老、死亡都与自然界的变化休戚相关。自然界存在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变化。由于人类长期生活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已经能够适应四季的变化，形成了自身的生理规律。春夏阳气升发，秋冬阳气潜藏，如果人们在养生过程中，能够顺应自然界的变化，调节脏腑的机能，注意养精安神，益气补血，保持阴阳的平衡，身体就会健康，就能够尽其天年。反之，如果人体不能顺应自然规律，就会损伤五脏六腑，而导致各种疾病，甚至还会使人早夭。

(二)

道教自从创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养生之道，通过历代道教养生家的实践和积累，已形成一套独树一帜的养生方法。概括起来，道教养生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注重精神修养:所谓精神修养，主要是指人的情志、性格和意识等方面的调养和护理，亦可理解为精神、心理卫生的修养和锻炼。

道教的教主老子就十分重视精神修养，提倡清静无为，以净化心灵。老子认为，这样可以使人获得一种恬静闲适、洒然超脱的心境。为此，他提倡“致虚极，守静笃”[2]，以屏弃一切欲念，主张“去甚、去奢、去泰”[3]，告诫人们在养生过程中要去掉那些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要求。老子所倡导的清静无为的养生思想，不仅对道教养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对祖国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黄帝内经·素问》中就有“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记载，这表明祖国医学也认为，重视精神修养对健身祛病有重要的作用。

庄周认为，人的生存只不过是世界纷呈现象的一种，生老病死不过是人生必经之程序，无异于世界万物，所以他在《庄子·秋水》中指出:“生而不悦，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也。”他在《庄子·大宗师》中还说:“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告诫人们不要因为生死之变而喜而悲，因而提倡养生要清静无为，重视精神修炼，以使内心无所欲求，保持良好的精神境界，庄周还以水之清浊这种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精神修炼的重要性。他说:“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4]

东汉后，由于道教在我国形成，便把老庄道家学派的学说加以改造，使之成为道教宗教理论的依据。同时，道教养生家也继承了老庄学派的养生思想，弘扬注重精神修养的道风。例如，东晋著名道教养生家葛洪就指出：“心内澄则真神守其位”，“常以宽泰自居，恬淡自守，则身形安静，灾害不干”[5]，十分强调精神修养在养生健身中的重要作用。葛洪还认为“仙法欲静无为，忘其形骸”，“天下悠悠，可以长生”[6]。这就表明，葛洪的养生思想与老庄学派所倡导的清静无为，返朴归真的养生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南北朝时期道教养生家陶弘景也十分重视精神修养，他在《养性延命录》中所提出的养生两条准则包含了精神修养的内容。其中一条是“养寿之法，但莫伤之”。认为“养性之道，莫过之也”。所谓“莫过之”，就是指莫久行、莫久坐、莫久卧、莫久视、莫强食饮、莫大沉醉、莫大愁忧、莫大哀思。另一条是“恬淡无为”。认为淡然无为，神气自满，是不死之药。他在《登真隐诀》中还提出:“教人修道，即修心也。”

唐代道教养生家孙思邈认为，修心养性者，应淡泊名利。他说:“故养性者……于名于利若存若亡，于非名非利亦若存若亡”[7]。孙思邈非常重视精神修养与健康长寿的关系，常常告诫老年人要保持良好的情绪。他说:“老年之道，无作博戏强用气力……无悲愁，无哀恸。”[8]认为老年人如果过于悲愁和哀恸，对身体健康都是十分有害的。唐代的司马承祯主张养生要“主静去欲”，元代著名道士丘处机提倡“清心寡欲”等等，都反复强调养生要清静养性，从而使精神修养成为我国道教有源有流、源远流长的主要养生术。

道教在注重精神修养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视道德修养。老子曾经说过:“重积德则无不克。”[9]葛洪明确指出:“为道者当先立功德。……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10]陶弘景告诫人们:“心不欲诈之事”，否则会“辱神损寿”[11]。而孙思邈则把道德修养放在养生的首位，反复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说:“夫养性者，欲所习以成性，性自为善，……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12]。道教在养生方面，不仅在理论上反复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而且还具体制定了许多清规戒律，作为道教徒行为的准则。例如，规定了五戒，即不杀生，不茹荤酒，不口是心非，不偷盗，不邪淫等。

道教和道家在养生思想方面，既有继承和发展的一面，也有不同的地方。其不同之处在于：道家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一样同生于道，有生必有死，生死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因此，人们在养生方面要做的事就是使其顺乎自然。为此，道家主张“无为”，反对人为之力，反对对物欲的追求，而要重视修心养性，使之尽其天年。然而，道教则在继承道家这一思想的同时，又把它加以改造，提出:人生于道，有生但可以不死，而不死的方法就是修道，通过修道，可以把握住“道”，这样人就可以“长生不死”。为了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道教养生家创编了许多修道养性的方法，并进行了多种多样修炼的实践，为丰富我国传统养生术作出了贡献。

其二，重视形体锻炼。形体锻炼是道教养生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通过模仿动物的姿态、动作，创编各种形式的健身体操，以及进行保健按摩等，通过这些形体锻炼，使身体得到适度的活动，促进人体气血流通，增强机体的生理功能，从而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

我国最早的形体锻炼方式是以舞蹈方式出现的。譬如，《吕氏春秋·古乐》中就有一段记载:“昔阴康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这段记载表明，以舞蹈作为健身祛病的手段，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后来，这种舞蹈被巫觋所利用，把它作为娱神、遣老、永年之术。尔后又出现了许多模仿动物姿态和动作的健身体操和导引术。例如，在《庄子·刻意》中就有“导引之士，养形之人”、“熊经鸟伸”等记载。西汉的刘安在《淮南子》中也有“熊经鸟伸，尧游猿搜，鸥视虎顾”的“六禽戏”等记载。而最有影响、流传最广的是三国名医华佗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动作的“五禽戏”。由于“五禽戏”模仿虎之威武刚健，鹿之动转舒展，熊之步履稳健，猿之搓头攀援，鸟之高翔轻落，有着良好的健身祛病功效。因此，道教养生家就在这些导引术和仿生体操的基础上，创编了许多形体锻炼的体操，作为健身强体的手段。例如，葛洪在《抱朴子·别旨》中就有“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蹶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导引也”的记载。他在该书中还记载了许多仿生导引术，如龙导、虎引、熊经、龟咽、燕飞、蛇屈、猿据，兔惊等等，极大地丰富了道教形体锻炼的内容。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还专门列了形体锻炼篇——《导引按摩》，该篇收录了许多导引按摩的术式和方法，其中详尽地介绍了华佗“五禽戏”的具体术式。司马承祯在《修真精义杂论》中，依据祖国医学的理论，对导引术的功效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夫肢体关节，本资于动用；经脉营卫，在于宣通。今既闲居，乃无运役事，须导引以致和畅。”“是知五劳之损，动静所久；五禽之导，摇动其关。然人之形体，上下相承；气之源流，升降有序。”同时，司马承祯还通过自身形体锻炼的实践，创编了一套坐式导引十六势，指导人们从事形体锻炼。孙思邈根据中医的原理，对形体锻炼健身祛病的功效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他在《千金要方》中指出:“人欲劳其形，百病不能成”，老人“须知调身按摩，摇动肢节，导引行气……不得安于其处，以致壅滞，故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义在斯矣。能知此者，可得一二百年”。他在该书中还介绍了“老子按摩法”和“天竺国按摩法”，供人们从事形体锻炼时参用。

后来，在社会上流传的养生方法与日俱增，相互交融，许多道教养生家也相继吸收了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养生方法，在原先单纯形体锻炼的基础上，配合了精神和呼吸的锻炼，创编了许多形、息、意三者兼顾的养生健身的综合锻炼形式，其中太极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其三，注意呼吸修炼。呼吸修炼主要是通过练吸、练呼、呼吸皆练，或者配合形体和意念的锻炼，来调整人体的生理功能，使之阴阳平衡，改善脏腑的气血流通，从而达到健身祛病的目的。

呼吸修炼在我国源远流长。先秦时期，我国道家创始人之一——庄周，就已把“吹呴呼吸，吐故纳新”[13]作为养生延年的一种方法。西汉刘安在《淮南子·齐俗训》中也有“今夫王乔、赤松子吹呴呼吸，吐故纳新，遗形去智，抱素反真”等记载。王乔、赤松子都是行吐纳导引的神仙家。

后来，由于神仙学说被道教所吸收，于是便把呼吸吐纳等神仙方术也列入道教的养生体系，这样在先秦时期所流行的呼吸修炼就成为道教养生术的一部分。

老庄道家学派有关吐纳导引的理论，是道教呼吸修炼理论依据。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化。玄化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14]所谓谷神，即元神、元气。元气是人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气，是推动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元气长存，生化不息。庄周也说:“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15]庄周认为，气乃是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物质，天地之间一切事物都与气的运动变化有关，人也不例外。老庄学派的这种元气论，在秦汉时期颇为流行，因而对这个时期逐渐形成的道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东晋的葛洪也非常重视元气在养生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抱朴子》中说:“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他在养生实践中不仅珍惜自身固有的元气，而且还试图通过“服气”法来吸取大自然之气以养心身。葛洪在《抱朴子》中明确指出:“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

号称“小道藏”的《云笈七签》在第56卷中就有《元气论》一篇，在该篇中转载了历代道教养生家许多有关元气与养生关系的论述。并在序文中指出:“人与物类，皆察一元之气而得生成，生成长养，最尊最贵者莫过人之气也。”而且还引《上清洞真品》云:“人之所生也，察天地之元气为神为形，受元一之气为液为精。天气减耗，神将散也；地气减耗，形将病也；元气减耗，命将竭也。”道教养生家把人的生命活动归结于元气的变化，认为全元全神为道教内练长生之要道。

道教认为，人之所以生病夭折，是因为人的体内有三虫，三虫食肠，就会使人生病。然而，三虫又赖谷物得以生存，所以竭力提倡辟谷食气。所谓食气，就是指进行呼吸锻炼。因此，道教养生家十分注意呼吸修炼，认为人们能够经常从事呼吸修炼，则有益于健康长寿。为此，他们总结了多种呼吸修炼的方法，如吐纳法、服气法、淘气法、调气法、咽气法、行气法、炼气法、闭气法、胎息法等等。受道教呼吸修炼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气功锻炼在我国代代相传，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养生术，经久不衰。

其四，重视内丹炼养。内丹炼养是道教养生术中最富有特色的一类养生术，它与外丹方士以丹砂为原料炼制金丹服饵不同，而是指养生家把人体某些窍位当“炉鼎”，以体内精、气为“药物”，运用“神”去烧炼，使精、气、神凝结成具有延年益寿功效的“内丹”。修炼内丹的功夫，称为内丹术，一直受到道教的重视。

“内丹”这一词是南北朝时期的思慧最早提出的，隋代的苏元朗把行气导引称为内丹。据《罗浮山志》载：苏元朗“又以《古文龙虎经》、《周易参同契》、《金碧潜通诀》三书文繁义隐，乃纂为《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归神丹于心炼”。由此可见，内丹之源可以追溯到汉末时期。从现存的古文献看，东汉末期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可算是内丹术之始祖。魏伯阳在书中内、外丹兼论，被后世誉为“万古丹经王”。他把大易、黄老、炼丹三者融合为一，以“大易”为纲领，“黄老”养性为中心环节，用炼丹术语来表述内丹修炼，创建了比较系统的内丹理论，第一次把时间、方位和人体内丹修炼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中有不少炼功术语一直沿用至今。

魏晋时期的《黄庭经》，被道教内丹修炼家奉为学仙之玉律，修道之金科。该书分《黄庭外景经》和《黄庭内景经》两部分，皆以七言韵语来叙述人体脏腑及其作用，认为五脏六腑各有司主之神，相互协调，存养丹田，保气炼精。其修炼以积精累气为宗旨，持行不怠为要诀。其存思法与《周易参同契》采药、进阳火、退阴符的炼法不同。因此，道教内丹家称黄庭派为“存思派”，由于《黄庭外景经》主张“扶养性命守虚无，恬淡无为向思虑”，“仙人道士非有神，积精所致为专年”，所以后世又称黄庭派为“清静派”。

晋唐时期，由于葛洪竭力提倡外丹术，因而在这段期间外丹术非常盛行，内丹术却很少人问津。后来，由于许多人服食外丹而致伤残，并有不少人丧命（据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9《唐诸帝多饵丹药》中载:唐大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服丹药中毒致死)，因此，外丹术唐代后期就开始衰落，而内丹术便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加之唐末五代汉钟离、吕洞宾、陈传等人的大力推崇，因而使内丹术习研迅速兴起，并取代了外丹术的主导地位。

道教大小周天内丹术的奠基人是北宋的张伯端，张氏所撰著的《悟真篇》，用诗词百篇演说道教的内丹修炼术，被后世内丹家视为经典，与《周易参同契》并称。在道教史上，张伯端被尊为道教南宗始祖，世称紫阳真人，他所修炼的内丹术初传石泰，再传薛道光，三传陈楠，四传白玉蟾，此五人合称为“南五祖”。道教南宗在内丹理论和方法方面，均留下了大量的丹经、丹诀，使内丹学说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对后世道教诸派都有深远的影响。同时，对医家也有较大的影响。例如.明代著名的医药家李时珍在撰写《本草纲目》的同时，就撰写了一部《奇经八脉考》，李氏在这部著作中引载了张伯端《八脉经》中关于八脉循行的部位以及各脉在内丹功中的作用以及炼功的方法等。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强调经脉的重要性时指出:“医不知此，阁探病机；仙不知此，难安炉鼎。”

金元时期，相对于南宗而又出现了道教北宗，创始人是金代的王嚞，王氏倡导出家住观，凡入其道者称全真道士，所以该派又称为全真道，他们也颇重视内丹术的修炼。王嚞主张用心性之说来归总儒、道、佛三教大旨，提出性命双修，先性后命的修炼宗旨，将清心寡欲作为修炼的要务。

明清时期，道教内丹术大小周天功法已经基本定型。其中与伍柳派是分不开的。北宗龙门派丘处机的八传弟子明末的伍守阳，是该派的创始人，他所著的《天仙正理》、《仙佛合宗》二书，扫尽旁门，独标精义，熔佛、道、儒、医诸家之说于一炉，倡导清净丹法，主张修炼气脉与小周天功为主，参以佛家禅定止观功夫，并且运用比较浅显易懂的语言来阐述内丹理论与功法，因此，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流传全国各地。这个时期，正是道教由盛而衰的时期，由于道教内丹术隐语连篇，不易理解和学会。为此，这个时期的一些从事内丹修炼的文人和医家，如高濂、冷谦、李时珍、胡文焕、汪昂等人，以及道士陆潜虚、张三丰、伍守阳等人，或出于普及道教养生术，或出于扩大道教的影响，都致力于内丹术的通俗化，从而为更多的医家和广大群众所接受，使内丹术真正为广大人民的健康服务，因而使古老的内丹术又焕发青春，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注：

[1][5][10]《抱朴子·养生论》。

[2][3][9][14]《道德经》第16章、29章、50章、6章。

[4][13][15]《庄子》刻意篇、知北游篇。

[7][8][12]《千金要方》，卷27《养性》。

[11]《养性延命录·教诫篇》。

（《厦门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